这个世界会好吗

发布时间：2013-03-26来源：中国企业家秦姗字号： 大 中 小

中国企业家阶层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发起的“边缘革命”，使中国经济令人瞩目。在本刊“两会沙龙”上，他们再次追问“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

　
　【《中国企业家》】1978年以来，由邓小平开启的搁置政治矛盾专心发展经济的模式遇到了门槛：经济增长放缓、自然及社会隐患频发、贫富分化加剧成为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葬送改革成果。

　　变革成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这无疑是中国进一步释放生产力、解决深层次矛盾的一段新征程。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阶层，将不可避免地与这场变革发生关系，甚至成为改革的核心环节之一。2013年3月3日，正值全国两会开幕，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第十五期“两会沙龙”活动在北京长安俱乐部举行，主题为“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现场，众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深入探讨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18世纪以来，当卢梭提出的“主权在民”思想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需要怎样的政府，答案显而易见，更深层的话题是由谁来推动改革进程。在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特殊利益集团强大的情况下，改革如何破题亦是问题的关键。企业家阶层能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918年，60岁老人梁济投河自尽，遗书中说，“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他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政府之手

　　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逻辑模型到底是什么样子？几百年来，这依然是一个疑问。

　　2008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侥幸得以率先复苏，当时新兴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甚至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指出，在应对次贷危机时国有化恐怕是伤害最小的备选方案，“国有化使得政府能够将有毒资产转移至坏账银行而避开对这些有毒财产如何定价的问题”。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或许我们终究会成为社会主义者”。

　　彼时，中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的大部分属于政府采购范畴，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极大便利。“此次经济危机可能延缓了政府的进步。金融危机之后本来是市场没需求，但是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创造了需求。创造需求过程就是政府大规模审批项目。”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审批最容易滋生腐败，而且不能有效调配资源，造成浪费，风电、光伏产业就是这样。”

　　在中国，政府之手导演了太多产业的快速兴衰。2005年，以无锡尚德、江西赛维为代表的一批光伏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相继引爆资本市场，市场的烈火烹油加上政府推波助澜，让光伏产业在中国遍地开花。但仅仅5年之后，光伏行业便在产能过剩中掉头向下，美欧双反、全行业亏损、领军企业濒临破产。

　　这种借助政府之手昙花一现的现象不仅没有结束，还蔓延到LED、风电等更多新兴行业，并且对于已有的成熟产业同样起到了破坏作用。由于地方利益保护，很多落后的企业、落后的行业不能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出局，直接导致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权力寻租的加剧与产业升级的缓慢。

　　
比如，经济危机中很多地方政府采购政策规定，同等条件必须优先考虑本土企业和产品，确保政府采购有一定比例来自当地，一时出现了农用机械厂、摩托厂“升级”做轿车的盛况，这些外形酷似奇瑞QQ或者长安奔奔的国产低端车型，跑满当地乡间小道。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菊芳对此深有感触，“只要做一个药，过不了多久全国好多同名的就出来了。我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从那时候开始提，到今天已经十年了。感觉道路真是很漫长，我希望新一届政府有这个信心，做到有法必依，而且要上下联动，不能中央有政策，到省一级政府还能发展出自己的政策诠释来。”

　　“金山做到今天20多年了，做一家百年老店是所有企业家的梦想。我仔细查过中国历史上的百年企业，同仁堂肯定是其中一家。它有一句古训叫‘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说简单点就是真材实料。可是今天的很多企业做到这一点都很难。”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金山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军说。

　　政府管了太多不该管的，该管的反而没有管住。按照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的说法，政府是在乱摸。

                     　　政府之难

　　企业家们的遭遇让许多人为之动容，但当话题转移给在场的地方官员之后，抱怨并没有消失。“政府官员现在已经成了高危职业。”一位来自中部地区的官员表示，和国外的官员比较，中国官员过得也很难受。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晰，到底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没有人知道。可以不管的事，一旦出现问题，二话不说就会被免职。比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就必须有相当高的成本，官员也愿意简化公司注册手续，但是如果这样做，那就不是违规，而是违法，“地方官员有这样的胆量？”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地方上20年来通过卖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地方政府要搞城镇化建设、要搞户籍制度改革。这些钱都从哪里来？所有地方官员都要被考核，考核的主要指标还是GDP增长。

　　现在，简单以GDP增长进行官员考核的方式饱受诟病。这导致地方财政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另一巨大隐患。2008年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计划时，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了地方债务平台。以重庆为例，重庆债务平台以政府金控公司统筹管理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巨额投资实现当地政府的战略规划。为了完成投资，“八大投”主要依赖财政支出、土地增值等充当资本，在扩大资本金的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依靠这种方式，重庆在2011年以16.7%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荣登榜首。

　　问题的根源在中央政府。

　　全国政协委员、亿阳集团董事长邓伟借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讲话阐述了对当今政府内部存在问题的看法：从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等。表现危害是高高在上，乱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墨守成规，办事拖拉，不守信用，动则训人，压制民主，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无论在国内事务中，或者在国际交往中，都已经到了令人发指、难以容忍的地步。

　　“所以我们需要的政府实际是真正落实邓小平理论，需要一大批真正想明白的官员。”邓伟说，只有这样，中国的政府才有可能从“大政府”回归其应有的角色“服务型政府”。

　　企业家精神还在吗

　　全球热播的纪录片系列“为什么贫穷”中提到中国教育致贫的话题，使人们重新正视中国阶层固化的现实。放眼望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社会新阶层中只有企业家群体有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力量。

　　经济学家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中提到，毛泽东之后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双轨结构”，有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力作用，但同时中国企业家阶层也担当过重要角色，他们发起了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才使得中国的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这个关键时节，企业家阶层还应该扮演角色吗？

　　著名法学家江平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出：中国企业家阶层在政治改革中是应该发生作用的，首先必须自身坚强。有些企业家，完全靠领导赏识，赐予发展自己的企业，没有什么反抗精神。但是也有人，像孙大午不断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法治建设。他们不断提出政治理念，成为具有政治眼光的企业家，完全能够推动现代政治民主和法治健康发展。

　　王石曾经在公开场合说，正是因为中国处在不确定中才更需要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赢得财富积累经验后不应当移民，资产配置可以在海外，孩子教育可以出去，但如果企业家移民，企业家的作用就消失了，中国的希望还在哪里呢？如果希望中国的未来民主、公平、正义、光明，就要从自身的企业做起，汇聚而成就是滔滔江水，我们自己不这样做，仅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没有希望的。”

　　作为中国企业家教父的柳传志对移民表示过理解，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柳传志表示：“我们还是希望于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不然怎么改革呢？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柳传志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

　　他说，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这绝不能说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是爱国的。当环境好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工作，多交税。但是如果让他们逆潮流而强动，或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估计不太可能。

　　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对包括企业家群体在内的国民素质表示了悲观，他提到日本大地震时的见闻。当时，所有人都涌出东京。“高速路是双向车道，但是没有人超车，都规规矩矩遵守秩序离开。我问我老婆，你能做到吗，我自问我自己，我也做不到。我们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如何能够利用手里的钱财和权势，早点脱离困境。”

　　“如果整体国民群体对规则没有尊重和敬畏感，即使建立规则也是没有意义的。”郭广昌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和互联网身上，认为下一代人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也更注重规则。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话的对象是儿子梁漱溟。后者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这是梁济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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